陈晔光，1964年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谷岗乡，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他曾经是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担任过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曾获美国“李氏基金会杰出成就奖”、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CST杰出成就奖”等。

我读初中期间恰逢文革，除了学习之外还需要参加很多劳动。当时也没什么想法，只是想着读完初中留在农村种田就是了，但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比其他人好一些，所以老师特别鼓励我参加高考。如果没有高考我根本就不能够去上大学，所以我非常感谢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才得以走出农村。

1979年报考大学时，我那时懂得不多，志愿都是随便填的。记得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地区师专，后面的志愿也没上心，就随便填了填，江西大学、江西医学院什么的。结果录取到的是江西大学生物系。我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在想，生物是干什么的啊，我都没学过啊。那年江西大学生物系招了90个人，30个是微生物专业，60个是生物专业。我就阴差阳错的被调剂到了生物系。虽然是被调剂的，但学了两三年后，我觉得生物非常有意思，尤其对神经生物学和学习记忆相关内容充满了兴趣，因此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书中的有些内容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快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年纪小，可能不适合直接工作，所以决定读研究生。因为一直想学神经生物学，所以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虽然考上了，但是我想找的那个老师没收我，没办法，最终我听取了带我毕业设计的老师的建议，继续留在江西大学生物系攻读动物学硕士学位，导师是邓宗觉先生。硕士期间，我做的是生态相关的课题，对鄱阳湖的螺丝做谱系调查和生物周期的研究，每个月都要去鄱阳湖采标本，冬天也得下水，很辛苦。

1986年我硕士毕业后到北京中科院动物所刘月英教授的小组工作，那时已经掀起了出国风，身边的很多年轻人都在准备出国，我也想出国看看，于是开始准备托福GRE考试等各种材料。1988年，我通过公派自费的途径出国，去的是美国的Fordham University，学的是细胞生物学，但却不是我喜欢的神经方向，转学又不顺利，所以1990拿了硕士学位后，我找了个技术员的工作，在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的Dennis Shields教授实验室做了大约9个月的技术员，Dennis接收我做他的博士，然后我花了四年半的时间获取了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一边找和疾病相关研究方向的博后职位，一边找神经生物方向的博后。因为当时觉得细胞信号转导和疾病相关，所以就在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Joan Massague教授实验室做了博后。

回顾所经历的种种，这一路走来我都没想太多，比较简单。90年代中期计算机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美国找工作比较容易，有些人从生物专业转到计算机、金融或者其他领域了。可能是我觉得自己数理基础一般，转行也很困难，加上自己还是很喜欢做研究，这也让我坚持在生物医学领域。

2006年的暑假，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陈晔光教授是在美国圣地亚哥Burnham医学研究所度过的。为了不影响正常教学，也为了心无旁骛进行科研，他选择在假期来到这里与朋友们一起潜心研修。

开学后见到他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晔光看上去丝毫没有人到中年的疲惫，反而带着一股学生般的冲劲儿和朝气，但是回头的瞬间，你也会发现他的头顶已经有了几根白发。

在美国细胞生物学领域的追求

在细胞的微观世界里追问生命形成的缘起，探寻它们生活、繁衍的原因和互通信息的机制，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它对于现实世界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自1839年施莱登和施旺创立细胞学说以来，细胞生物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逐渐成为科学家们探索的前沿领域。20世纪50年代后，细胞生物学迎来大发展时期，至今它仍以一个年轻学科的面貌出现，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1988年9月，当陈晔光登上飞往纽约的客机时，在江西大学和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已经让他感到了分子细胞生物学作为医学基础的重要性。

陈晔光在美国的研究生涯可谓一气呵成：先在纽约Fordham大学获细胞生物学硕士学位，又在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获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后赴纽约斯隆癌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后，最后到加州大学Riverside分校做助理教授。在这前后14年的时间里，他常年畅游在分子细胞生物学的前沿领域，先是细胞内膜囊泡运输研究，后来专注于细胞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生长因子TGF-β与其受体作用特异性及信号转导研究。

这些年里，除了上课，从早到晚人们都能在实验室找到陈晔光，他以极为认真、勤勉的态度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研究工作。

陈晔光的博士生导师Dennis Shields教授在激素合成和膜囊泡运输领域中颇具威望，博士后期间的导师Joan Massague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更是细胞信号转导方面的国际权威。他们做研究的高效率和综合全面的思维方式让陈晔光深受启发。

在美期间，陈晔光在Cell、Nature、Science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16篇，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名字开始在国际TGF-β领域受到关注。

在清华园里坚持不懈的求索之路

2001年，当阔别故土十数载的陈晔光再次踏上祖国大地时，内心充满了温暖。异国他乡多年的磨砺已经使他从一个稚气的学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学者，回到祖国、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是他坚定的念头。跟随他回来的，还有他的家人。

在美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陈晔光的回国令朋友们感到意外。谈起这一选择时，他自己却语调平和：“我国对新型药品开发的需求很迫切。现在西药的知识产权大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国内有关疾病治疗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一个泱泱大国要发展，基础研究上不去肯定是不行的。我这个人没什么特别远大的志向，就是在国外求学、工作这么久之后，觉得难得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回到祖国发展分子细胞生物学。毕竟这里是自己生长的地方，始终都有一种亲切感，我就回来了。”

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回国当年，陈晔光就在清华园从零开始创建生物系的分子细胞实验室。招聘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一起跑仪器，虽然辛苦，他却乐在其中。

陈晔光带领实验室同事进行的，正是人类疾病发病机理的基础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人体正常功能和异常情况的理解，跟许多疾病比如肿瘤、组织纤维化和心血管疾病的防治都有很大关系。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如今的分子细胞实验室已经拥有150平米的实验空间和一支由十几位年轻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具有国际水准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5篇。2004年10月，陈晔光与孟安明教授等人合作的论文《斑马鱼Dpr2通过促进Nodal受体的降解抑制中胚层诱导作用》在Science上发表，这是我校生物系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成果。

目前，清华的分子细胞实验室在国内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也开始崭露头角。

在崎岖科学道路上的探问之道

并不是每个在科学试验田里辛苦耕耘的人都会有沉甸甸的收获。回顾自己多年来的研究经验，陈晔光认为，要想在科学崎岖的山路上看到无限风景，除了应具备愚公移山式的奋斗精神外，研究者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找到当前的重大科学问题。通过大量文献调研，对国际上的科研前沿问题要有所掌握，明了现在的学术热点和焦点，进而知晓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

找到问题之后，要用心思考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单一思路的论证方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应该采用多种方法来提供证据，因为任何方法都有局限性。

做基础研究要耗得起时间，耐得住寂寞。基础研究是探索性的科学研究，所以必然会有很多失败。陈晔光认为，一名研究生从掌握好科研技能到踏踏实实做出成果，至少需要3年时间，所以他告诉博士生不要急于发文章。“我希望他们在求学期间能真正静下心来，花时间回答好一个问题，那时就水到渠成了。”

团队的精诚合作也是打开科学大门的一把钥匙，陈晔光对此深有体会：“实验室的师生一定要在研究过程中互相协作。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以分解为好几个小问题同时进行，然后再整合起来，这种自然而然的合作在研究者和实验室之间都非常必要。”

在基础研究中不舍昼夜地执着奋斗

陈晔光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女儿画的水彩画——热带鱼。办公室一侧放着一个大号的冰箱，里面存放着价格昂贵的实验试剂，为了避免浪费，这些试剂都由他亲自管理。

虽然国家和学校对生物学已经给予了相当的投入，但国内的实验条件和国外动辄拥有数百万美元研究经费的实验室相比，难免显得有点简陋。

但是时不我待：“基础研究要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去做，这是它最具挑战性的地方。”的确，科学研究的竞争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要想在这场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激烈竞争中取胜，作为一名科学家，必须不舍昼夜、惜时如金。

教学也是一样。为了密切掌握学生的研究动态，陈晔光始终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每周六逐一与研究生面对面深谈是他的“必修课”。

为了充分交流研究心得、搞好合作，在陈晔光的带领下，研究团队常常在周末和北京其他几家做相关研究的实验室同仁们一起聚会、互通有无，一些合作就是这样自然而然产生的。

“回国后不后悔？”陈晔光在美国的朋友们经常问起这个问题。

陈晔光的回答是个坚定的“不”字。“虽然我一直希望能有更好的科研条件，但后悔却是从来没有过的。”

参考资料

【1】微信公众号“ 科技抚州”（ID：FZSKXJJJ），陈晔光：从阴错阳差学生物到清华首席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