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夏，兰州大学档案馆王秋林馆长来合肥，参加在安徽大学召开的高校档案工作会议。秋林事先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参与编撰《我的兰大——人物访谈录》系列丛书。这次来合肥要拜访刘有成先生。先生知道后非常高兴，要留秋林在家里吃饭。那些年，凡兰州大学来人，他都热情接待。我陪秋林去刘先生家，先生关切地询问了一些兰州大学的人和事。之后，秋林架起随身带来的小型录像机，开始采访刘先生。对刘先生的采访结束后，又把镜头对准我，他说还要和我谈谈。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刘先生的学生中，你跟随他的时间最长。请你谈谈对刘先生印象最深的什么？”

让我先从他回国说起。刘有成先生回国这件事一波三折，他和同期回国的留美学生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1954年11月29日离开旧金山，历经20多天的海上航行，于12月20日晚到达香港，经九龙转乘火车到罗湖。广东省人民政府派员到罗湖迎接他们。当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那一刻，他心情分外激动，彻夜难眠。在广州短暂休整后，回到南京的家，见到阔别已久的妻子和岳母，第一次见到大儿子，先生去英国留学时他还没有出生。

1955年2月到高教部报到，高教部的官员热情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在北京参观学习，等待工作分配。他是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出国的，他的老师高济宇教授希望他回到南京大学工作，南开大学动员他去南开工作。他本来可以有多个选择，但是他说：“我日思夜盼地回国，就是为了报效国家，我愿意服从组织分配，服从国家需要。”当高教部综合教育司司长和他讨论工作安排时，建议他去兰州大学任教，他欣然接受。回家后动员妻子辞去南京师大附中的工作，带着妻子、儿子和岳母去了兰州。

那时从南京去兰州的旅行之艰难，今人难以想象。当时从南京到兰州没有直达车，途中要转几次车，在西安转车就等了两天，加上火车行驶缓慢，他们1955年4月5日离开南京，4月20日才到达兰州，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南京已经春暖花开了，兰州还飘着雪花。举目望去是光秃秃的山峦，滔滔黄河穿城而过，市区没有高楼大厦，电灯尚不普及，交通工具是马车，马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这座西北重镇百废待兴。一个在南方长大，又在英美生活了10年，与家人团圆于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来到兰州，来到兰州大学。

刘先生一家被安排在兰大萃英门校区的平房居住，室内没有卫生间，用水要到黄河边去打，打来的黄河水要加入明矾，待泥沙沉淀后才能使用，做饭取暖都要烧煤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工作条件更加艰苦，实验室在一座叫做天山堂的四层小楼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冰箱，没有烘箱，没有通风设备，加热要用煤油炉或酒精炉，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开始筹建实验室，夜以继日地工作，争分夺秒地把科研工作开展起来。他早期的研究课题之一是硫醇对苯乙炔的加成反应，实验是他和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王序昆老师一起完成的。据王老师回忆，实验室兼做刘先生的办公室，因为没有通风橱，也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硫醇的臭味在空间弥漫，使人喘不过气来。她劝刘先生去室外呆一会，刘先生坚持不去。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们一丝不苟地操作，一步一步地把实验完成。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到兰大工作的第二年他被聘为教授，并出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在玉门、克拉玛依等地找到石油，根据国家的工业布局，兰州是石油化工中心之一，国家急需石油化学人才。他担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之后，提出把有机化学专门化方向确定为石油化学，亲自到北京、大连等地的石油研究部门调研，为成立石油化学专业做准备。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于1957年招收了首届石油化学专业本科生。这是一门新兴学科，没有现成的培养模式，没有现成的教材，没有能讲专业课的教师。他亲自承担了两门专业课（《有机结构理论》和《石油化学》）的教学任务。其中《石油化学》课，他花费了大量心血，收集资料，编写讲义。经过精心准备，为首届石油化学专业的学生顺利开出这门课程，为国家培养出石油化学的专业人才。这批学生毕业后进入石化行业，成为科研和工程骨干。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与石油化学相关的研究，用石油气聚合合成高分子材料，合成新型润滑油添加剂，提高航空润滑油的品质，为航空润滑油的国产化做出了贡献。

1958年国家科委号召科技人员开展有机半导体的研发，刘有成先生闻风而动，组织科研力量，带领年轻教师查阅文献，制定方案，反复研讨，反复论证，反复试验，终于合成出合格的聚苯乙炔。经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检测，认定其具备有机半导体的性能。

从1957年起，他担任化学系主任，为兰州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殚精竭虑。在以他和朱子清、黄文魁、陈耀祖等为代表的兰大化学系的教师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兰州大学的化学学科已经跻身国内先进国际知名的行列。正当他们雄心勃勃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场狂风暴雨突然袭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州大学成了重灾区。

他是系主任，又曾留学英美，首当其冲成为“革命对象”。“造反派”把他押去批斗，强迫他跪在棱角锋利的煤渣上，逼他交代所谓“间谍”罪行。他们的逻辑是：你在美国生活优越，为什么要回国呢？不就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派，潜入国内作间谍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罗织罪名的伎俩之拙劣，令人发指。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刘有成先生1948年在英国利兹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后，去美国西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欣喜若狂，心想报效国家的机会来了！他立即准备回国，几经周折联系到政务院归国留学生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给他回信，欢迎他回国。于是他辞去西北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工作，订了1951年10月从旧金山去香港的船票，就在准备乘火车从芝加哥去旧金山之际，由于朝鲜战争的缘故，回国计划又添变数。他收到美国移民规划局驻芝加哥办事处的通知：根据美国国会1918年5月通过的法案，你不得离开美国国土。如果企图离开，将处以5000美元罚款，或5年徒刑，或二者并罚。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单，被发往各个出入境口岸，护照也被收走。

这一纸通知书犹如晴天霹雳，断了他的回国之路，令他既难过又愤慨。他找到美国移民局驻芝加哥办事处质问：“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回自己的国家？”

“You are ordered to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这是命令，你必须呆在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冷冰冰地回答。

回国无望，心情苦闷，万般无奈，又转往芝加哥大学，师从M. S. Kharasch教授，开展自由基化学研究。在此期间，他加入了留美学生爱国组织“留美科协”，在一次科协活动时，联络人传达了国内的消息，希望留美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再次受到鼓舞，回国的热情再次燃起。但是，美国移民规划局对他的监视和控制依然很严，要求他每个月必须按时报告：你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去过什么地方？1953年朝鲜停战后，他向移民规划局数次提出回国申请，均遭拒绝。直到1954年4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据理力争，要求美国政府解除对中国留美科技人员的无理限制。美国由于面临其它棘手的外交问题，在这件事上做了妥协，同意让部分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他终于盼到了回国的机会。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历史。“造反派”头头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们理屈词穷，但他们什么都不愿听，什么都听不进，他们就认定刘有成是“间谍”。如果不交代不承认，就继续批斗，日夜审讯。

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骨干质问他：“你是不是美国间谍？”

“不是！”他回答说。

“你到底是不是？”

“不是！”

“你还嘴硬，敢说不是！”于是就扇他耳光，左右开弓，下手狠毒。这罪恶的耳光给他留下后遗症——听力严重下降，几近失聪，后来的岁月只能与助听器为伴。

这宗冤案耗时多日，终被否决，还他清白。

我和先生共事三十多年，除了工作关系外，两家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我们在一起交谈很多，话题也很宽泛，但他对“文革”中遭受的不白之冤，人身攻击，侮辱和委屈，从不提及。后来，当传记作者和他谈话，想挖掘那段经历时，他只说“‘文革’耽误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时间，很多事情没有做成。”当将进一步向他了解有关事件和细节时，他说：“比起国家蒙受的巨大损失，我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是往事不堪回首呢？还是高风亮节呢？两者兼而有之，更多的是后者。师母快人快语，对先生在“文革”中遭受的批斗愤愤不平，偶尔抱怨几句，他就这样劝她：“都过去了，不说了。”是啊！都过去了，听起来风轻云淡，实则字字珠玑，落地有声；都过去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都过去了，胸襟开阔，眼界高远。都过去了，他彻底放下了！放下了那段苦难的岁月，放下了曾经挥之不去的阴霾，放下了对他的诬陷，放下了对他的伤害。他放下过往的痛苦，轻装上阵，时不待我，疾步前行，去迎接明天的太阳，去迎接科学的春天。

“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自由，恢复了工作，恢复了职务，也恢复了信心和勇气，决心把“文革”造成的损失补回来。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他深受鼓舞，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组建了物理有机化学研究室，形成以杨第伦、江致勤、刘中立、雷学工等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科研队伍，开展以自由基化学为主要内容的科研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物理有机化学研究室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氮氧自由基、生物抗氧化机理、新型碳-碳键引发剂、酰基过氧化物分解动力学等课题出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论文发表后，受到科学同行的高度关注。国内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邀请他去作报告，介绍兰州大学自由基化学的研究成果。兰州大学的自由基化学在国际上有了一席之地。1985年刘有成教授和加拿大皇后大学J. K. S. Wan教授共同发起在兰州举办“国际自由基化学研讨会”。那年9月，金秋时节的兰州，皋兰山下，黄河之滨，迎来一大批全球顶尖的自由基化学家，一起交流自由基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共同讨论自由基化学的发展方向。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为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中外科技交流开了先河。

刘有成先生与朱子清、陈耀祖、贾忠建、周耀坤等教授密切合作，筹建应用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后更名为“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1987年实验室建成，他成为首届实验室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兰州大学应用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既产出科研成果，又培养人才，为兰大化学学科的发展，乃至整个学校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有成先生在兰州大学一干就是39年，为兰州大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生在兰州大学建立的功绩，兰州大学没有忘记，甘肃人民没有忘记，甘肃省领导没有忘记。

在先生80岁生日和90岁生日时，兰州大学领导和师生代表前往中国科技大学，两校领导、同事和学生一起共庆华诞，欢声笑语，场面十分热烈。2001年时任甘肃省省长陆浩同志来合肥参加会议，在会议日程很紧的情况下，抽空到家里看望他，给他带来甘肃人民的问候。陆浩同志转任全国人大工作后，一次来安徽省检查工作，得知刘先生因病住院，他辗转找到我的电话号码，取得联系，从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专程到医院探视。对此，先生十分感动。

1994年春，刘有成先生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同时调入科大。从此，在科大校园里，人们经常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神采奕奕，衣着整洁，步履稳健，行走在通往化学楼、通往图书馆、通往学术报告厅的路上，见了人总是微笑着点头致意的长者。人们把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和他的行走路线称作一道“美丽的风景”。

到科大后，谷超豪校长会见并招待我们，谷校长希望刘有成先生对科大的化学，尤其是有机化学发挥引领作用。那时科大的有机化学教研室只有几个老师，要承担全校化学、生物、地学、少年班等专业的有机化学课程教学，科研基础比较薄弱。刘有成先生没有辜负学校领导的重托，和教研室的老师们密切合作，吸收两位年轻教师参加他的研究项目，支持其他老师的工作，同时筹划引进人才。还通过他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学术影响，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前来交流，加快科大有机化学发展的步伐。刘先生了解到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吴云东教授（后当选中科院院士）开设了《理论有机化学》课，就邀请吴教授来科大给研究生讲这门课。吴教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且利用他的休假时间，来科大讲授这门课程，效果非常好。不仅如此，吴云东教授还协助刘有成先生指导研究生，并与龚流柱、王官武等年轻教授开展合作，取得多项研究成果。这样的例子很多，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林国强院士在科大为研究生讲授新课《不对称合成》，深受学生欢迎。科大有机化学的发展和进步得益于许多像吴教授、林教授这样的著名化学家的支持和帮助。

中科院院士、时任中科院感光化学研究所所长、科大校友佟振合先生对系主任俞书勤教授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把刘先生请来了。母校的有机化学大有希望！”

佟先生的预言成真了！在刘有成先生的指导下，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全体教师通力合作，在物理有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绿色化学等领域开展研究，取得一批重要成果，获得省部级、国家级科技奖励多项，有机化学专业先后被评为安徽省重点学科和全国重点学科。同时锤炼出一支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朝气蓬勃的教学科研队伍。科大有机化学进入了全国先进行列，刘有成先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迎来50周年校庆，刘有成先生拿出他个人积蓄30万元，捐给学校，设立“刘有成奖学金”。他对校党委书记郭传杰教授说：“我本人从上小学、中学、大学、到留学英国，都是靠奖学金资助才完成学业的，我深知奖学金对一个来自贫困家庭学生的重要性。”是的，1931年他小学毕业后，考入舒城初级中学，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一年，在家放牛，王仁峰校长得知原因后，免除了他的学费才得以复学。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幽默地说：“要不是王仁峰校长，我可能要放一辈子牛。”初中毕业后，同时考取庐州中学和庐州师范，因为师范免学费，他就上了师范高中部。庐州中学校长李蔚堂爱惜人才，为他提供奖学金，遂转入庐州中学。上大学期间靠政府发放的贷金维持生活，后来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出国留学。他的求学生涯与奖学金结下不解之缘，他一心要回报社会。

刘有成先生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我的大学《有机化学实验》课就是他教的（在《我和我的学校（三）兰州大学》中有记述），后来做了他的研究生，他经常来实验室考察我们的实验操作，查看实验记录。每一项研究工作涉及的实验细节和数据都要经过仔细核对，反复验证；每一篇论文都要逐字逐句推敲，反复修改。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殊不知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以至于达到苛刻的程度。他打算写一本自由基化学的专著，前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列出大纲，由我和张发博士分别为他收集整理素材。他自己撰写书稿，写好初稿就交给秘书打印出来，在打印稿上再修改。然后再打印，再修改。据我所知已经修改了五六稿，但他仍然不够满意。所以没有提交出版。他本该留下一本专著，即便有那么一丁点不完美，但他不这样想。

那些年本科毕业班的学生申请去海外读研比较流行，有些学生请刘有成先生写英文推荐信。凡是刘先生同意推荐的，都是比较熟悉的，有必要时他会找任课老师和班主任了解情况。他写推荐信认真负责，行文规范，签名工整美观大方。一次，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收到一个学生的申请材料，其中有刘有成教授的推荐信。中文大学一位熟悉刘先生的教授看了这封推荐信，断定不是刘先生写的，因为签名不像。后来经刘先生确认，果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

他在科学上十分严谨，生活中同样严谨。从兰州搬家到合肥后，整理行李时，发现一个计算器，他说：“这是兰州大学的公共财产，离开兰大了就应该交回去，不能据为己有。”为此专门委托研究生王为把这个计算器交到兰大校产处。他是一名1957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组织观念极强，组织生活按时参加，党费按时超额缴纳；学校、院系通知他参加的行政会议、学术会议，他总是提前到场。

2013年1月5日，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程津培院士和佟振合院士、吴云东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杜灿屏处长一道专程来合肥，为刘有成先生颁发“中国化学会物理有机化学终身成就奖”。到目前为止，获此殊荣的仅两位化学家，另一位是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蒋锡夔院士，他们为我国的物理有机化学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先生的心肺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还发生过一次下肢骨折，几次住院治疗，受了许多苦。住院期间我常去病房看望，一方面陪他说说话，另一方面向医生了解治疗情况。一天，他在病床上对我说：“我写了个遗嘱，你也是我的遗嘱执行人。”一听到“遗嘱”二字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情沉重起来。我想把话岔开，还没等我开口，他接着说：“我没有什么钱，原有的一点积蓄捐给学校设立了奖学金。两个儿子早就自立了。还剩下一点钱，我打算这样安排……”他说了3个人的名字，要把这笔钱分别留给他们。这3个人我都认识，是先生认为需要帮助的人。直到生命的晚期，还一如既往地关爱他人。

2016年1月下旬，《一生执着自由基——刘有成院士访谈录》的样书（作者：张志辉、刘培、龙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送到他的手中，这本书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再现了他光辉的一生。他仔细地翻阅，会心地微笑。他感到满意，感到欣慰。

1月31日合肥地区下了一天一夜的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园白茫茫一片。那道“美丽的风景”在校园里消失了，消失在洁白无瑕的雪花中，幻化为无边无际的美景。这天，刘有成先生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长存，他的事业长存。如今他培养的学生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各自的单位担当重任；“刘有成奖学金”资助的学生，一个个顺利完成学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当王秋林馆长问我“对刘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我的回答是：“无私奉献，治学严谨。”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郭庆祥，甘肃文县人，化学教授，先后在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退休后读书品茗，含饴弄孙。当受到生活或书籍的启发，有所感悟时，便用文字记录下来，与朋友们分享。）

参考资料

【1】百家文化艺术，【全民阅读】百年刘有成 || 郭庆祥